盗窃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内容,【法学汇】盗窃行为治理模式：一元制还是二元制

导读：盗窃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条九条内容，[法学交换]盗窃罪行为治理模式:一元制还是二元制？盗窃罪是一种古老而传统的犯罪，对它的研究可谓铺天盖地。绕过刑法规范或解释学的思维

盗窃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条九条内容，[法学交换]盗窃罪行为治理模式:一元制还是二元制？

盗窃罪是一种古老而传统的犯罪，对它的研究可谓铺天盖地。绕过刑法规范或解释学的思维方式，从犯罪治理的视角对盗窃罪进行独特的研究，对于推进我国犯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就中国整体的犯罪控制而言，盗窃仍然是最需要关注的犯罪。控制好盗窃，就是抓住了犯罪控制的“牛鼻子”。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法学

卢建平

《新时代盗窃治理模式研究》这本书，来源于刘川的博士后报告——手稿，是我给他的一篇命题作文。

盗窃罪是一种古老而传统的犯罪，对它的研究可谓铺天盖地。但希望能绕过刑法规范或解释学的思维模式，从犯罪控制的角度对盗窃罪展开新的研究。之所以选择盗窃罪，主要是因为自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79年刑法)实施以来，在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中，盗窃罪一直占最高比例，有的年份高达80%以上。虽然近年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中盗窃罪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在2019年、2020年全国法院一审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中，酒驾犯罪数量已经超过盗窃罪数量，成为起诉和审判比例最高的犯罪。但是，研究盗窃罪还是很有必要的。首先，盗窃还是“大案”。虽然酒驾罪在公诉和审判中排在第一位，但在侦查阶段，根据现有的数据，盗窃案件的比例仍然是最高的。就中国整体的犯罪控制而言，盗窃仍然是最需要关注的犯罪。控制好盗窃，就是抓住了犯罪控制的“牛鼻子”。其次，盗窃罪治理的主要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盗窃罪的治理模式，盗窃罪背后的警察权和司法权等等。最后，在新时期，我国的犯罪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将其概括为“双升双下降”，即严重暴力犯罪数量和重罪犯比例在下降，而轻微犯罪数量和轻罪犯比例在上升。面对这种新形势，犯罪控制的重点应该转移到轻微犯罪上来。因此，如何从立法层面应对日益增多的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盗窃罪不是典型的轻罪，但本书对盗窃罪的治理模式和入罪化的论述，对轻微犯罪的治理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背后的治理理念和原则应该是相通的。综上所述，研究盗窃罪的治理对于推进我国犯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这本书是刑事政策或犯罪治理的专著，所以和[/k1/]的传统著作明显不同。其特征在于:

首先，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在写作过程中，作者收集了1979年以来我国公安盗窃案件和刑事盗窃案件的官方数据，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犯罪数据。虽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研究，但基于这些数据的讨论，更能客观地发现问题，抓住重点，得出公正可信的结论。比如，该书对双重治理模式的弊端，尤其是双重治理模式对中国刑事政策制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结论，是基于多年的案例数据，通过对立法和司法变化的分析得出的，具有说服力。

其次，对盗窃的治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成立后，严格来说，1979年刑法实施后，我国适用治安管理刑法学和刑法对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进行规制，实行的是双重治理模式。二元制的划分不是基于违法行为性质的不同，而是基于违法行为“数额”的不同，如数额和情节的严重程度，分别认定为行政违法行为和刑事违法行为。盗窃是典型的。这本书深入分析了双重治理模式的利弊，特别揭示了双重治理模式下的诸多弊端。例如，可能存在对犯罪数据的人为操纵，导致刑事政策制定的依据不准确；警察权的不当扩张会挤压司法权，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盗窃治理效率低下，不符合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科学治理、依法治理等等现代治理理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比较了单一制治理模式的相对优势，并从理论层面对我国的单一制盗窃治理模式提出了大胆的设想和探讨。虽然在我国建立一元盗窃治理模式会面临种种困难，现阶段可能性不大，但这一理论研究无疑对我们探索现代意义上的犯罪治理具有启示意义。

第三，支持刑事化。犯罪化是近年来我国刑法立法的一个趋势，这表明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拓展。从1979年刑法的129个罪名到1997年刑法的412个罪名，再到刑法第11次修正案通过后的483个罪名，可以看出我国犯罪化的力度之大，趋势之稳。但相对而言，目前我国犯罪圈仍处于“小而重”的状态，即犯罪数量太少，刑罚过重。继续推进犯罪化，尤其是一些轻微违法行为的犯罪化，应该是未来刑法立法的重点。随着对盗窃的单一化管理，原有的盗窃治安案件将转化为刑事案件，违反治安的行为将转化为犯罪行为，这实际上是犯罪化的体现。所以，刑事化也是这本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目前，很难建立一个单一的治理模式。除了中国二元体制和权力划分的历史惯性，还有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基于此，本书对这些问题或关注点进行了阐释，重点讨论了一元治理模式是否会导致犯罪数量激增和犯罪率上升、司法资源短缺、治理成本过高、影响刑法功能发挥等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实行一元治理不仅会避免人们所担心的上述问题，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本书结合中国的语境，立足中国的实践经验，详细论证了一元治理模式有利于制约警察权、增强司法权、更有效地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从根本上有效控制犯罪等。这为进一步理解一元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推进犯罪化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四，促进犯罪分层。犯罪分层是指将所有犯罪按照犯罪的严重程度划分为不同等级的犯罪分类方法。一直以来，我都在推动犯罪分层。2008年，我还写了《犯罪分层及其意义》发表在《关于法学的研究》上。然而，我国刑法立法似乎对犯罪分层重视不够。随着犯罪化进程的深入，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将大量轻微违法行为入罪(XI)，极大地改变了犯罪结构。刑法由“小而重”向“大而轻”转变，未成年人犯罪比重与日俱增。在这种背景下，犯罪分层就显得更为重要。2019年1月15日-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深化诉讼制度改革，推动案件繁简分离、轻重缓急分离，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与司法工作深度融合”。在刑事方面，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实体法和程序法共同推动的刑事一体化过程。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多层次的刑事诉讼模式，但刑法仍将轻重罪混为一谈，未能实现轻重罪分离，形成由轻到重的立体结构，不符合科学治理原则。Xi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感到借鉴犯罪分层理论，探索我国轻重罪分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本书在介绍犯罪分层理论的同时，提出了我国犯罪分层应坚持的标准，并初步探讨了我国轻重罪分离的未来前景。这对我们今后的刑事政策调整、刑法立法乃至整体犯罪控制都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这本书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和进一步完善。例如，在关于一元治理模式的讨论中，虽然一元治理模式具有相对优势，但它必然会影响许多改革，而这些改革不是单靠刑法立法就能解决的。这本书应该对单一治理模式的实施所引发的配套改革做出必要的回应。再比如，关于犯罪分层的讨论，本书讨论的理论深度略显不足，对我国现有实践的关注有待深化；犯罪分离和犯罪分层的异同？关于罪刑法定分离的论证还很薄弱，等等。笔者希望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思考，尽力弥补上述不足，为我国的犯罪控制提供积极的智力支持。

(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法学学院教授卢建平。本书是《新时期盗窃罪治理模式研究》一书的序言，出版时有删节。)

(检察日报)

总结:以上内容是对盗窃罪九条处罚法第四十治安管理条内容的详细介绍，[法学惠]盗窃罪行为治理模式:一元制还是二元制。文章部分内容转载自网络，希望对你了解盗窃罪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帮助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