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如何注册国家卫生统计信息网络直报系统，卫健委的网络直报系统为什么“6小时内”失败？来源:冰点周刊，作者杨海2月29日，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在武汉市第一医院插管。为了防止管子压到
如何注册国家卫生统计信息网络直报系统，卫健委的网络直报系统为什么“6小时内”失败？
来源:冰点周刊，作者杨海
2月29日，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在武汉市第一医院插管。为了防止管子压到病人，护士用手套吹了一个气球，放在病人枕头上，防止压疮。气球上画了一张笑脸。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李强/摄
时间就是生命——“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在中央政府一再强调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中，有四个“早”字。
疫情发生后，中国疾控中心(又称“中国疾控中心”)对外介绍。2019年12月31日凌晨，中国疾控中心应急中心主任李群等9名专家乘坐当天最早的航班从北京抵达武汉。
这一天，国家卫健委派出工作组和专家组赶赴武汉。
当天下午，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发布“不明原因肺炎”疫情通报:近日，有医疗机构发现多起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目前已发现27例。
2003年非典疫情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投入7亿多元，建立了“中国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网络 系统”。这种“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世界最大”网络直报系统，为传染病“早报”提供了基础。只要基层医疗机构在系统上报信息，中国疾控中心就可以实时接收。
2019年6月，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一个主题为“实现全民健康——全球公共卫生发展合作”的论坛上介绍，对于任何可疑传染病，卫健委都会在6小时内立即知晓国家“因为我们建立了覆盖全国的信息直报系统”。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公众普遍关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上半月，是疫情早期处理的关键时期。这个“垂直到底”的信息报系统有没有收到过武汉的“早报”？
一月初报道过“不知道为什么停了”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科主任张继贤被称为“疫情报告第一人”，在湖北省获得“功勋”奖励。
2019年12月26日接诊不明原因肺炎患者4例。第二天，她向医院举报，医院向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举报。12月28日和29日，又有三人入院。医院组织会诊后，上报了湖北省疾控中心和武汉市卫健委。省市卫健委疾控中心责成传染病专科医院金银潭医院、江汉区疾控中心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据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回忆，12月29日下午，武汉市卫健委电话通知其前往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调查。当天，7名患者中有6人被转到金银潭医院。
这是目前为止湖北省和武汉市公布的疫情初报流程，并未提及“6小时内”直报国家至网络卫健委。
早在2007年，原卫生部就曾发文要求，对省级专家组会诊后无法明确诊断的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省级疾控中心要将样本送中国疾控中心进行检测。据介绍，2019年12月，武汉医院采集的不同病例标本被送往多家民营机构进行检测。2020年1月2日，中国疾控中心等待来自武汉的首例病例标本。
“时间就是生命。早一分钟检测出来，就能早一分钟做出结果。”中国疾控中心官方网站称，疾控中心在收到标本后进行的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实验室证据”，以确定新型冠状病毒的病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网记者，武汉市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报告工作从1月3日开始，1月上半月后停止。
冯子健说，“去年12月底，(今年)1月初国家卫健委介入调查后，通过网络要求武汉市直接报案。他们确实报告了这一请求，但后来因为某种未知原因停止了。”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也向记者证实了上述说法。她说，她咨询了国家CDC官员，得知她在去年12月没有收到“直接报告”。“他们说1月3号到1月10号直接收到武汉的信息，但是后来突然就停了。直到1月24日新冠肺炎加入网络直报系统才再次上报。”
国家要求“立即网络直报”和“经省卫健委同意方可上报”
中国青年报·中青网记者从武汉某三甲医院公共卫生科获得一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处理情况说明》(以下简称《疫情处理情况说明》)，详细记录了去年12月底至今年1月16日该院“不明原因肺炎”的报告情况。相关记录与冯子健和杨功焕的记录一致。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不同成员向记者证实，1月3日左右，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和地方专家组共同起草了《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医疗救治手册》，由武汉市卫健委制定下发。其中“病例发现和报告”规定，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应当立即向医疗机构有关部门报告符合疾病定义的病例，医疗机构应当在12小时内组织本机构专家组进行会诊和调查。如诊断仍不明确，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注明“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并进行网络直报，疾病类型选择“不明原因肺炎”。
上述武汉三甲医院的《疫情处理情况说明》记载:“1月4日，我们收到市卫健委下发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指导手册。说明书显示，对于疑似病例，医院应在12小时内组织专家会诊。如不能排除会诊，应立即上报传染病报告卡。”
根据这份记录，1月5日，医院所在辖区的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召开了“传达市级说明书精神”的会议。区卫健委要求，在“市级说明书精神”的基础上，增加“区级组织专家会诊”的流程，即医院专家会诊、区专家会诊排除其他疾病后，才能上报传染病报告卡。
传染病报告卡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报告卡”。
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制定的《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2015年版)》规定，首诊医师在诊疗过程中发现需要报告的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和病原携带者后，应按要求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或通过电子病历和电子健康档案自动提取符合文件交换标准的电子传染病报告卡……其他有暴发、流行或不明原因的传染病也可。
“只要医院上报传染病报告卡，医院所属的区(县)、市、省国家疾控中心就能实时收到信息。”杨功焕向记者解释道。2004年任中国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监测与信息服务中心主任，2005年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她负责公共卫生监测，2011年退休。
武汉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在问诊过程中，只要医生在电子病历中输入传染病名称缩写系统，系统就会自动弹出一张传染病报告卡，供医生填写。
医生说网络直报系统比较特殊网络。一般由医院公共卫生科或医院感染科等相关科室收集病例，负责上传和直报。
“理论上，网络直报系统医生是可以报的，但可能是因为一线医生工作量大等一些客观原因。去年我走访基层医院，发现大部分都是医院相关部门直报的。”杨功焕告诉记者。
武汉这家医院的“疫情处理情况说明”显示了医院的报告记录:1月8日至10日3天内，分别报告了9份、4份和1份“不明原因肺炎”报告卡。
这家医院连续3天停止报告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网络。
2月26日，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血液净化中心的护士在等待援助物资送达。这支“护肾队”负责重症和危重新冠肺炎患者的血液净化。中国日报中国青年网记者李宇辉/摄
根据这份《疫情处理情况说明》，1月11日，该院专家会诊一例疑似病例后，不能排除其他疾病，将会诊意见上报区卫健委医政处。医政科要求医院联系区疾控中心进行采样和流行病学调查。联系区疾控中心后，医院工作人员被告知要取样本，转移样本，等待区卫健委医政处的通知。1月12日上午，湖北省卫健委执法监督处处长带队对该院发热门诊相关工作进行督导，指示认真填报传染病报告卡，报告卡由省市政府共同确认后上报。
当时在场的一位知情人向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回忆，省卫健委主任确实有这个说法。
1月13日上午，武汉市卫健委疾控中心主任、区卫健委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到医院传达了报告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最新精神。主任指出，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要慎重报告。如果发现病毒性肺炎病例，首先要在医院完成各种化验和相关检查。经医院专家组会诊确诊为不明原因肺炎后，我们会上报区卫健委会诊，通知区疾控采样。经过区、市、省三级逐级检测，仍然是不明原因肺炎，只有经省卫健委同意，才能上报病例信息。
这家医院公共卫生科的另一份文件记录了当天交流活动的细节，其中提到了其他医院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报告——截至1月13日，武汉协和医院已报告11例，张继贤所在的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已报告9例。
《疫情处置情况说明》中也有记载，1月16日下午，该科室工作人员向周边医院查询近期办卡情况，得知“近期未办卡”。
2月21日，武汉市洪山体育馆收容所医院，一名患者在读Het Achterhuis。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卢冲/摄
对于不明原因的肺炎，直接报告了网络，SARS疫情后卫生行政部门出台了明确的规定。基层医疗机构会诊后不能确诊的，直接上报，无需其他层级审核和会诊。此举是为了“发布预警，采取相应防控措施”。
2004年7月，原卫生部发布了《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实施方案(试行)》。在此基础上，2007年正式启动了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调查和管理方案。今年1月初，由卫健委专家组和地方专家组联合制定了国家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医疗救治手册。"
两个版本的预案都规定，临床医务人员应将符合不明原因肺炎定义的病例立即报告医院相关科室，由医院组织本院专家组进行会诊和调查。如诊断仍不明确，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注明“不明原因肺炎”并进行直报网络，电话报告县级卫生行政部门。
《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筛查和管理方案》也要求网络直报时限:医疗机构应在“12小时内”自行组织专家组进行会诊和筛查。如果诊断仍不明确，他们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注明“不明原因肺炎”，直接向网络报告。
此外，部分医疗机构“不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应立即向当地县级疾控中心报告，县级疾控中心应“接到电话报告后立即网络直报”。
方案还要求，辖区不明原因肺炎的监测、调查和管理工作由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牵头，并组织监督检查。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报告后，应尽快组织本辖区专家进行会诊。此时的“会诊”并不是“网络直报”的前提，而是方便修改之前的网络直报结果:“县级专家会诊后不能明确诊断的，应立即上报市级专家组会诊。明确诊断的，申报单位应当修改为疾病诊断。"
杨功焕向记者解释，非典之前，升级过程缓慢，容易出现地方政府行政干预。这个直接下属系统就是为了减少中间环节而设置的。(病例信息)可以直接从基层医院到国家疾控中心，让国家获得疫情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
中国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监测与信息服务中心原主任金水高曾在一篇论文中总结国家法定传染病报告的演变。这项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几十年来，每月从基层医院通过各级防疫部门向国家卫生行政部门收集报告。计算机技术取代邮寄报告卡后，缩短了疫情从基层到中央的报告周期。但直到2004年，仍未改变月报的基本特点，经常造成信息延迟，无法对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进行及时预警和监测。
中国数字医学2006年发表的金水高论文介绍了“网络直报系统”的框架。
他介绍说，新的系统于2004年1月1日开始正式运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发现的传染性病例，应在发现后第一时间通过互联网直接传输至中国疾控中心中心数据中心。各级疾控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可根据授权在系统中查看辖区内的信息。到2006年，全国96%以上的县级以上医院和66%的乡镇卫生院已经能够通过系统报告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非典爆发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信息渠道不畅通，信息不透明。”金水指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较晚，其中建立新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以满足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早期监测预警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有一段时间，没有网络直报，没有对外通报或者“没有增长”
武汉多家医院的医生向记者反映了另一个不利于新增病例报告的原因:1月3日左右，他们口头收到了武汉市卫健委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入院标准。他们认为这个标准对于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筛查来说过于“苛刻”。即使临床上收治了很多通过核酸检测确诊的患者，当时也没有达到标准。一位医生说:“按照这个标准，我们一个都报不了。”
“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准入标准的制定，而且国家卫健委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个标准的存在。”国家卫健委的一位专家组成员告诉记者:“这个标准是武汉后来加的。”(上次报告:白皮书和绿色手册:新冠肺炎诊断标准的变化)
有一段时间，武汉没有网络直报，没有对外通报，没有“新报告”，但不代表没有病例。中国疾控中心追踪回顾病例发现，按照发病日期统计，2019年12月31日前感染104人。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柏杨等人在1月29日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武汉市425例早期确诊病例中，1月1日至11日发病248人，1月12日至22日发病130人。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论文
其中，从1月1日到1月11日，武汉有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了肺炎。医务人员感染是病毒“人传人”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1月初抵达武汉的国家卫健委专家中，有后来告诉记者，当时专家组并不知道人传人的信息。
这位专家说，当时接受采访的一位武汉医生在许多天后给自己打电话，承认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但没有向专家组说出真相。
国家卫健委高级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曾光向中国青年报·中青网记者回忆，1月8日，他接到国家卫健委的电话，让他第二天上午去武汉。1月9日在武汉待了一天，和当时武汉的国家卫健委其他专家“基本没有交集”，主要是听听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一些介绍。
“他们说(患者的)病情相对较轻，类似于季节性肺炎，数百名密切接触者无一出现。说起来容易。”他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他还记得当时听说过“人传人有限”的现象，但那只是个别人。
曾光告诉记者，他在中国疾控中心负责传染病的全国疫情报告和疫情分析已有17年。虽然有举报机制，但是如果当地不举报也没用。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高层(通过其他渠道)知道并催促下面汇报。这样的问题都出现了，下面憋不住了，上面催他们举报。”
国家健康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在武汉工作时感染了新冠肺炎。在武汉期间，他向媒体介绍整体疫情“可防可控”。随后，他向中国青年报·中青网记者回忆说，对疫情的判断是集体而不是个人做出的。“但判断的信息必须是没有问题的”。原始信息不真实，缺乏，甚至有些信息根本没有获得，所以判断会是错误的。
快车系统就像一个打车软件。你可以选择快车或出租车。
1月19日，国家卫健委高级专家组成员在武汉开始工作。第二天，专家组在北京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首次披露了病毒人传人和医护人员感染的信息。
这一天，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卫健委将新冠肺炎列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采取措施防控甲类传染病。
1月24日，经过应急系统调试，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动态监测功能”上线。
“新冠肺炎被列为法定报告传染病，在系统更新升级后，本次疫情直报将畅通。”杨功焕告诉记者。
在新冠肺炎被列为法定传染病之前，中国有39种法定传染病。
中国疾控中心官网显示，法定报告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类，此外，还包括列入乙类、丙类传染病管理的其他传染病以及按照甲类管理开展应急监测报告的其他传染病。
杨功焕在中国疾控中心工作期间，参与了网络直报系统的建设。她介绍，“对于基层医院来说，法定传染病和不明原因肺炎都在一个软件里，只是分成两个不同的模块。就像使用打车软件时，可以选择快车，也可以选择出租车。”
她认为，虽然是软件，但可以理解为法定报告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和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一个是合法举报，一个是重点监控，真的不一样。”
冯子健还告诉记者，法定报告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和监测不明原因肺炎系统是两个不同的系统。系统“要求”当地医务人员报告39种法定传染病，同时“鼓励”医务人员报告自己希望报告的传染病——“这个没有明确规定，是在‘其他疾病’一栏里，然后在备注里加上这种疾病的诊断，是自愿的。”
“比如水痘，报道很多。这不是法定报告的传染病，但很多医务人员认为是明显的传染病，也报告了。”他举例说。
冯子健解释说，当一种新的疾病出现但尚未纳入法定传染病报告时，中国疾控中心有时会发一个临时通知，要求各地在“其他”一栏中报告这种新的疾病，后面加上备注。"这将暂时解决报告方法的问题."
他说，这次在武汉，1月初“不明原因肺炎”也是这样报告的。
至于“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冯子健告诉记者，这个系统是在SARS和H5N1禽流感出现后建立的，希望基层能报告那些“无法确诊的不明原因肺炎，不能排除其他疾病”的病例。“尤其是那些患有聚集性和病毒性不明原因肺炎的人，这一点更为重要。但这份报告每年、各地差异很大，总体情况是报告做得不够好。”
一张基层疾控中心提供给记者的网络直报系统的照片显示，“不明原因肺炎”在“其他传染病”的子项下，还包括水痘、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疾病。记者还从北京某三甲医院临床医生的电子病历系统照片上看到了“传染病报告卡”的“不明原因肺炎”选项。
无论是SARS、MERS还是新冠肺炎，在病毒确诊前都属于“不明原因肺炎”。2017年，中国疾控中心在冯子健的指导下完成了“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的硕士论文。其中“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是在SARS和H5N1禽流感后建立的，用于预警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防止疫情扩散。比如2013年人禽流感H7N9爆发之初，绝大多数H7N9病例都是通过这个系统发现的。
“鼠疫等许多传染病的初期症状与肺炎非常相似。这系统甚至有一年检测出了鼠疫病例的流行。”杨功焕告诉记者。
上述论文中提到“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是一种“被动监测系统”，依赖于临床医生报告病例，临床医生对这种监测系统的接受程度直接影响病例报告的质量和效率。
“经过多年对已知传染病的防控，很难造成大的疫情。相反，新的传染病，如SARS和MERS，造成了严重的疫情。”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中国疾控中心首任主任李立明告诉记者，“这次直报系统要重视新发传染病的监测和报告。”
他说，从SARS、MERS到新冠肺炎，都是新的传染病，对人和社会的影响都比较大。建议建立一个更“敏感”的系统，可以“立即报告，立即响应，立即处置”。
“网络直报系统永远应该是最快最犀利的，否则有什么意义？”李立明说。
他说，我们不仅要关注“疾病”，还要关注“症状”。比如国外的流感疫情，不仅要看症状，还要看其他敏感信息，比如超市纸巾销量的突然增加。
一位业内人士向本报记者指出，如果武汉有报道，国家疾控中心应该检查监督，及时了解情况。如果没有报告国家疾控中心有没有及时发现并上报国家卫健委？各级疾控中心负责检查和监督疫情报告的及时性、敏感性、报告率和漏报率系统，结果形成书面报告，上报各级卫生委员会。国家疾控中心不仅要检查省级疾控中心的报告，还要检查基层医院和社区的发病情况，以验证疫情报告的及时性、敏感性、报告率和漏报率系统。
国家官网卫健委2月份发布的一条消息透露:1月14日上午，国家卫健委召开全国视频会议，部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讲政治、顾大局”，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卫生系统的重中之重。会上要求“加强系统内、部门间、区域间的信息共享和联防联控”。
关于武汉，会议提出要求:“武汉的疫情防控工作决定着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未来走向。湖北、武汉要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重点加强对农贸市场的管控；加强发热病人管控，构筑体温监测和发热门诊筛查两道防线；加强人群活动管理，减少大型公众聚集活动，提醒发热患者不要离开武汉；加强患者救治和密切接触者管理，落实最严格措施，下决心将疫情控制在当地，尽最大努力避免疫情在武汉扩散。"
2月19日，在武汉百步亭小区，两名工作人员前来询问情况。中国新闻、中国青年网记者赵迪/摄
钟南山眼中疫情暴露的一个短板:疾控中心地位太低。
1月18日上午，曾光又接到一个电话，要求他当天下午到达武汉。这一次，他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的六名成员之一。其他五名成员是从不同地方来到武汉的钟南山、高福、、袁、杜斌。
两天后，在北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个高级别专家组确认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染以及医务人员的感染。
曾光在发布会上说:“我们希望人群现在能留在武汉，武汉的人民能置身事外——这不是官方的呼吁，而是我们专家组的一些建议。”
他事后向记者回忆，自己“喊出这样的话”是因为专家组很着急。在那次新闻发布会上，“没有人告诉我们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想在哪里说就在哪里说”。
2月27日，在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通气会上，卫健委高级专家组组长国家钟南山表示，此次疫情“暴露了我们的短板”——“我们的疾控中心(CDC)地位太低。疾控中心只是一个技术部门，卫健委领导下的技术部门，其特殊地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说，有的国家中，疾控中心是直接和中央对接的，不需要层层申报，甚至特殊情况下可以直接向公众申报，但中国需要一级一级上报(报告)。
钟南山说，“疾控中心只是一个技术部门，只能向上汇报。向当地政府汇报后，当地政府如何决定？那是当地政府的决定，疾控中心没有权力再做什么了。”他认为这需要改变，疾控中心的地位需要提高，应该有行政权力。“这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如果未来不是这样，那么(疫情)就会再次出现。”
“我经历过非典，感觉这次疫情的前期和非典惊人的相似。”李立明中国青年报·中青网记者指出，“都是群防群控措施，一开始没有快速系统反应，最后不得不全社会动员，全民参与。利用我们的制度优势解决问题，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巨大的消耗。其实17年过去了，我们的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的国际合作做得很好，我们的这个诊疗指南也在不断更新。但是，公众健康意识仍然滞后，传染病防控仍然受到行政因素的干扰。”
他说，传染病防控应该是“技术决策”的事情，建议加强对基层“把关”医务人员的公共卫生意识培训，让他们主动报告，依法报告。从技术上来说，直报系统应该对基层医生更友好一些，他们不应该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报传染病信息。同时，要有激励机制，鼓励“举报者”；疾控技术人员需要及时对诊断进行判断和验证，然后做出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的决策，从而减少不同层级的行政干预。“我有一句话:专业的工作要由专业的人来做。”
总结:以上内容详细介绍了如何注册国家卫生统计信息网络直报系统，以及为什么网络直报系统到卫健委“6小时内”失败。文章部分内容转载自
版权声明
本站搜集来源于网络，如侵犯到任何版权问题，请立即告知本站，本站将及时予与删除并致以最深的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