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未成年人改名要多少钱?自述|当我尝试给孩子今年8月,一个名叫“颖迪”的女孩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改名前后的身份证照片,登上热搜。她写道:“乍一看,我的名字是重男轻女的产物。3
未成年人改名要多少钱?自述|当我尝试给孩子
今年8月,一个名叫“颖迪”的女孩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改名前后的身份证照片,登上热搜。她写道:“乍一看,我的名字是重男轻女的产物。30岁前终于改了名字。虽然非常艰难,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10月25日,聚焦“赵迪”“英迪”改名群体的报道《当赵迪决定改名》再次引起社会关注。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改变了姓名变更的规定,成为很多人改名的契机。
一些研究人员评论说,中国人的名字可以反映他们父母的价值观。随父姓,一直是男权社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会想,是母亲的家庭更强大,还是他的父母更有可能主张性别平等。
2019年怀孕生了孩子。宝宝出生后,在医院的出生证明上,他的名字也是以父亲的姓氏命名的。那时候我对女权还没有完全觉醒,就随大流让孩子随父姓。
生完孩子不久,我就开始对孩子随父姓感到不公平,尤其是我难产难产的时候,特别担心带娃的时候,我会质疑我辛辛苦苦的孩子为什么要随父姓。也就是说我生完孩子后女权意识越来越强,也激发了我让孩子跟我姓的意向。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我的孩子跟我姓,我会很开心。况且,不去尝试,永远不知道日常生活中“反抗”男性传统的微小边界在哪里。在这篇文章里,我想分享一下我为姓氏头衔奋斗的过程。
我不希望儿子随母姓,因为她家资源雄厚,所以在某些人眼里可能不符合。如果杨慎在文章《异性婚姻和女权主义可以兼容吗,可见她和丈夫在婚姻中是“势均力敌”的——女方是上海人,出资购买婚房,家庭参与育儿,收入几乎和丈夫持平。恐怕我婚姻内部的权力关系是不一样的。首先,我和老公都不是苏州本地人。我们的婚房是在郑州购买的,男方的付出远比我家多。家里资助我读研究生。我结婚后,他们几乎没有给我的小家庭提供任何经济支持,也没有提供任何抚养孩子的支持。我公婆没有亲自参与育儿,但三年来几乎每个月都要支付育儿费用。最后,我的收入大概是男方的一半。
在杨慎老师的文章下面,有一条评论说,“这是因为女人在各方面都与男人平等。女方经济上不如男方怎么办?性别平等还有可能吗?”我的案例可能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在婚姻中争取姓氏和男女平等的称号,不是因为双方在经济资源上势均力敌,而是因为对“女权主义”价值观的认同。
我老公不是女权主义者,但他也赞同男女平等。他在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提到,在他出身的家庭里,妈妈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他“绝对不会像爸爸一样”。我老公在赫尔辛基大学读博士的时候,看到很多男教授会带着宝宝去上课,开会。虽然他没有自称女权主义者,但他确实接受了北欧性别平等文化的洗礼。在生孩子之前,他承诺他也会。
我家和公婆都是传统的男权家庭。我结婚后,女儿就是那个“泼出去的水”。我的父母几乎不参与我的小家庭的事务,他们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至于孙辈的姓氏,也是随大流,因为付出少,也没要求什么。
因为我的坚强意志,老公最终默许了我孩子的姓氏,但前提是把生米煮成熟饭,不告诉他父母。我老公同意了,一部分是因为他看到我生个孩子不容易,孩子的出生对我事业发展的影响,也肯定了我在孩子养育上的巨大投入,算是一种“补偿”。当然,我有过争论。我老公跟我说,他觉得孩子跟我姓,让他觉得背叛了出身的家庭,我印象很深。而我的回复是:如果你没有我的姓,我觉得我背叛了自己的感情。
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我没有违背自己的意愿。我一直想当妈妈,做一个“好妈妈”。但是,说到生孩子的时机,我确实得到了婆家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妥协了自己。我老公是他爷爷唯一的孙子,他内化了“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观念。
有人会说,我的姓也是我父亲的姓。对,没错,但是跟我妈姓本身就代表了对我妈贡献的认可,并不矛盾。经过讨论,并得到丈夫的默许,2022年8月,我们到深圳福田同心岭派出所为儿子改姓(改名需双方签字)。可惜到了派出所,被当时受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告知,孩子只有一次改名的机会。如果我们作为家长替他改,他成年后改名字就很难了,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明(比如和学校同名)。
在起姓氏的问题上我没有妥协,但一想到孩子会失去唯一一次改名的机会,我就退缩了。也就是说,我的母性仍然超越了我身体的“女性”部分。
就这样,过了半年,虽然我尝试过随母姓,但这次没有成功。如果对愿意生孩子的女性有什么建议,可以在怀孕的时候说说宝宝的冠名,而不是像我一样,怀孕的时候没想过要随母姓,出生后想改会特别麻烦。我身边确实有朋友,孩子很容易随母姓,因为这是在怀孕的阶段就确定了的,也是法律允许的。而我,因为改了名字,先咨询了当时宝宝出生的医院,被告知出生证明上的名字不能改,要去派出所,于是我们去了我户口所在地深圳。
在备孕和怀孕期间,我真的没有在意冠姓权的问题,但是在孩子出生后,一系列事件激发了我让孩子随我姓的打算。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依然会是孩子教育和抚养的主力军(虽然我老公在执行上也很厉害,但基本都是我做认知和统筹)。出于这些原因,我老公主动表示反正名字已经有人取了,如果政策允许,我不会剥夺孩子成年后改名的机会。我还是愿意让孩子跟我姓,随时可以跟我去派出所申请。
虽然这条路暂时被折腾过,艰难过,不成功过,但我并不后悔折腾过,因为如果我没有经历过这个为之奋斗的过程,我可能不知道作为一个女人,妻子,母亲,我日常生活的“边界”在哪里。我曾试图打破那些界限,有些是松散的,有些不是;我接受了被敲打后的状态,那个破碎的我,过着更清醒的生活,或许并不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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