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救护车,黑救护车涉及的罪名

导读： 记者/李友编辑/费志的女儿被医院宣布脑死亡后，丁强决定带她回200公里外的老家。 担心路上出事，他先拨打了120急救中心电话，希望对方能派车来接他们回去，但对方拒绝了这个要求。 理由是救护车实行的是“就近急救”的原则，丁强的请求属于非急救跨区转运，不属于120调度范围。 又是丁强

黑救护车,黑救护车涉及的罪名

记者/李游 编辑/费知

女儿被医院宣布脑死亡后，丁强决定将她带回200公里外的老家。担心路上出意外，他先拨打了120急救中心电话，希望对方能派车把他们送回去，可对方拒绝了这个请求。

理由是，救护车施行“就近急救”原则，丁强的请求属非急救跨区转运，不在120调度范围内。丁强又联系了老家的急救中心，那边也给出相同的答复。

两通电话打完后，丁强陷入尴尬，他不知道该如何将女儿运回家。正苦恼时，医院保安走过来说，可以帮忙联系一辆救护车，丁强马上答应。

很快，一男一女赶了过来，出价4000元。见丁强嫌贵，男子称，他们已经承包了医院的转运业务，别的救护车进不来。

很多黑急救靠暴力争夺市场。摄影：李游

从外观看，这辆“救护车”并无异常，车身上不仅有“120”字样，红十字标志也十分显眼。但车上没有医生，除一个氧气瓶和担架外，也没有其他救护车该有的物品。

但丁强别无选择，不管怎样，他将女儿安全带回了家。

这辆“救护车”并非正规急救车，而由某物流公司运营，俗称“黑救护”。中国很多医院周边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一般来说，正规救护车通常可包含三类：120急救中心统一调度的救护车，各医院所属的救护车，以及经相关部门批准成为服务公司的救护车。“黑救护”不仅是游走在合法范围外的第四类，很多时候也与上述正规渠道相互渗透，甚至互为补充。

很多患者家属对“黑救护”又恨又爱。恨的是不规范、价格高，爱的是随叫随走，并能发挥很多正规救护车无法承担的功能。

正是由于救护车资源难以满足患者转运需求，非法“黑救护”才有了生存空间，并越发狂热。不过，也有一些城市正在破局，试图用行政手段找到最平衡的解决方式。

“但凡有办法，谁找他们拉呀”

不少人也有和丁强一样的遭遇：由于“120”拒绝转运出院或转院的患者，最终只能被迫选择了高价黑救护。

“但凡有办法，谁找他们拉呀。”一位济南市民说，自己曾在病房内拨打“120”，接线人员得知要在医院上车后，直接告知他不要占用公共医疗资源。

患者家属咨询黑急救。摄影：李游

这让他不解又忧虑，“国家规定非急救病人不能使用急救车，那些暂无生命危险，又需要医疗运送，转运途中需要输液、输氧的转院、出院患者怎么办？”

他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从目前情况来看，相当数量非急救病人的转运要依赖黑救护车进行，它们收费虽高，却也解决了很多家庭的实际需求。

黑救护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正规急救车运力不足。

采访中，很多人并不清楚，每个城市对急救车数量的配备是有标准与要求的。

过去20多年里，几乎所有城市都在执行原卫生部于1994年发布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即每5万人口要配备1辆急救车。

乍一看，这一标准似乎不高，但仍有一些地方急救车数量无法达标，与急剧扩张的城市化和迅速增加的人口老龄化不匹配。

其中较典型的是武汉。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武汉市急救中心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曾透露，疫情发生前，武汉全市仅有57辆救护车。

以武汉市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当地常住人口1121.2万人计算，武汉市约19.6万人才有1辆救护车，远远低于国家标准。

相比之下，北京曾将救护车数量做了自我提高。2012年之前，北京也是按每5万人口配置1辆救护车执行的。当年，据北京市卫生局统计，该市拥有超过600辆救护车。如果按2000万人口配备，该数量接近达标。

尽管官方在持续打击黑救护，但其市场仍在扩张。摄影：李游

但考虑北京地区人口状况和医疗救护服务需求等因素，2013年1月底，北京市卫生局在公布的《北京市救护车管理办法》中，将院前急救车按每3万人口1辆就进行配备。依据要求，2021年底前，这个标准将全部完成。

上海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并一度成为国内急救车配备量最高的城市。2021年2月，上海市卫健委发布报告称，截至2020年8月，当地已拥有1062辆救护车，相当于平均每2万余人就有1辆救护车。

让人意外的是，一些三四线城市也已远远超过国家标准。如河北唐山、湖北十堰，目前已达到每1万多人就配备1台救护车。

或参考了上述城市的成功经验，2020年9月24日，国家卫健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进一步完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指导意见》，规定以地级市为单位，要按照每3万人口配置1辆救护车。

这也意味着，很多之前未达标的地方，又得重新调整配置方案。

有业内人士指出，数量达标，也不意味着急救能力就能跟上，救护车使用还得面临周转、维修等难题。北京市急救中心官员曾向媒体表示：“很多车辆因缺乏维修经费长期趴在车库无法上路，真正运行的救护车仅有一半。”

这意味着，救护车数量不能仅停留在规划标准内，且随着部分城市人口上涨，配备标准也会面临新的压力。

正规救护车配置紧张的情况下，抢救急救患者运力不足的情况本就时有发生，对数量惊人的非急救患者，这一情况更为严峻。

自20世纪80年代，“120”被定为全国统一院前急救电话以来，院前急救能力可以反映出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可随着社会发展和群众需求的提升，“120”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大量非急救呼叫正在占用急救资源。

据北京市卫计委主管的“健康北京”公众号消息，近几年非急救医疗服务呼叫量占总呼叫量的比例接近50%，达到每年近10万次。

除常见的转院、出院外，非急救医疗服务还包括社区类服务、医疗保障类服务、演练等服务、航空医疗救援服务等。显然，这些工作无法交给黑救护完成，但也不在“120”的工作职责内。

这种尴尬，在非院前急救市场不断放大。

就目前情况而言，正规的非院前急救市场非常广阔。摄影：李游

石家庄某急救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有时也会偷偷参与非急救业务，“但都是有领导打招呼，或者特别熟悉的关系才可以”。他们“不敢多收费，一般收60元车费，超出10公里的话，每公里加收2.5元”，比黑救护低很多。

该人员称，由于正规急救站人员工资普遍不高，他认识的不少同行都转做黑救护了，“即便没做的，也有人会给黑救护拉业务。”

严打后有人转向公司化运作，也有人顶风而上

无人能说清“黑救护”从何时起步的，从诸多信源来看，这个行当应从2008年前后开始变得疯狂起来。当时，很多大医院开始出现黑救护争抢尸体和转、出院患者的情况。

2010年，有湖北人士向媒体反映，他们在武汉同济医院内误叫了一辆黑救护，由于车上没有专业医护人员和设备，导致病人死在车上。后经记者调查发现，类似黑救护车在武汉还有几十辆，状况触目惊心。

问题曝光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武汉当地紧急下发通知，要求各部门开展联合行动，对黑救护车严厉查处。尴尬的是，卫生、交通、车管部门均不认为黑救护车属自己管辖。

某医疗救援护送公司。摄影：李游

最终，那场为期3天的行动，只揪住了1辆黑救护车。

风波过后，当地黑救护车并未消失，而是逐步从一个城市几十辆车，发展到一个医院几十辆车的局面。这一模式后在全国各地迅速复制，愈演愈烈。

2017年10月13日，黑救护司机高某在北京阜外医院急诊门口拉活时，看到一同行也在揽客，他上前理论了一会后，打掉对方一颗门牙，并咬破了对方中指。

同年11月16日，因抢活纠纷，黑救护老板郝某竟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急诊内科观察区，用胡椒喷剂肆意喷洒，导致现场气味呛鼻、辣眼，影响医患健康。

这种疯狂绝非孤例。尤其对于病患家属，他们经常面临黑救护挟尸要价、坐地起价、敲诈勒索等问题，甚至有家属在无力支付黑救护费用后，被迫跪地求饶。

但从公开信息来看，官方对黑救护的打击从未停止，多名涉事司机、组织者曾以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论处。

2018年8月，国家卫健委联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联合有关部门对“黑救护车”等现象进行严厉打击，净化行业环境。

原以为黑救护从业者能收敛，但市场始终存在，依然有人顶风而上。

如前述黑救护老板郝某，在医院喷洒胡椒喷剂后并未收敛。2018年10月8日，她得知一个同行要开黑救护车拉患者回家，便强制拽住担架不让动，双方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患者不幸身亡。

2019年4月12日，为抢占黑救护车市场，两名司机到北京301医院急诊患者休息大厅，将同行打伤，造成轻伤二级。

停靠在病房楼前的黑急救。摄影：李游

对此，各地打击力度也在加强。

如2019年6月15日，在哈尔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统一部署下，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多名警力成立抓捕小组，抓捕了以李某武为首的“黑救护”涉恶犯罪团伙，被害人涉及满洲里、黑河、牡丹江、大庆等地。

同时，云南文山市也打掉了以张某斌为首的“黑救护”团伙，后者一直采用暴力方式招揽顾客，垄断生意。

经一段时间治理，黑救护虽有所收敛，但仍在各大医院扎堆，让人难以理解。

2019年，中纪委曾在官网发评论质问，“黑救护车”横行十年，是不知还是不管？“他们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坐大成势，离不开背后的‘保护伞’为其站台撑腰，也与某些地方部门不作为、不担当有关。”中纪委的口气十分严厉。

此后，不少黑救护老板开始转向公司化运作，他们想通过注册企业继续深耕救护市场。但能拿下“非急救医疗救助服务”的公司并不多，工商执照中的经营范围大多是健康管理咨询、医疗设备租赁，以及物流运输和汽车租赁等。一些公司仍在违规从事医疗和遗体转运业务。

还有公司开发了APP，利用“互联网+”概念经营救护车。患者可在医院下单，公司就近派车，用起来确实方便，但合法性存疑。

外观酷似120的黑急救。摄影：李游

不过，也有地方似乎没有注意到中纪委的批评声。

2020年底，中部某三线城市一患者家属遭“黑救护”坐地起价后进行了投诉。媒体采访时，当地运输管理处工作人员说：“没有法律条文支撑，无法进行查处，但这个事可以由卫健委120指挥中心向我们移交，查处他们非法营运。”

120指挥中心则称他们并无查处之权，“对于这类黑救护车如果收费高可以由市场监管局查处，非法营运是运输管理局的职能。”

多地探索非急救如何破局，也有城市遭受质疑

面对长年猖獗的黑救护，非急救转运应如何破局？

对此，国家卫健委在2018年的态度是：“鼓励各地对非急救转运工作开展积极探索”，旨在满足群众多层次、差异化的健康需求，“努力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

彼时，国家卫健委将“非急救患者转运”定义为：经医疗机构治疗康复后出院送至非医疗机构，需要特殊车辆进行转运且不需要任何医疗行为的相关业务。

上海在这方面，又走到了前列。

一个公司化运作的非急救团队。摄影：李游

2018年4月19日，上海开通了全国第一条专门服务于康复出院患者的卫生专线“962120”，服务对象必须是在医院获得有效救治后仍行动不便，遵医嘱可以回家或去养老院、敬老院等机构的患者。

负责转、出院服务的车辆也并非传统的“120”救护车，而是经专门设计改装的普通型救护车，其外观明显标注“康复出院专线电话962120”字样与微信二维码，车内配备专业固定与搬运设备、医用氧气、消毒设施等，且每车至少配置3名经专业培训并合格上岗的急救辅助人员。

据悉，该种救护车起步费为90元（含抬抱搬运氧气吸入等服务），超过3公里的，每增加1公里，加收7元。

至此，上海“120”不再受理非紧急类事件呼叫。

同年8月31日，南京也推出了“962120”非急救转运热线，该服务由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办、南京鼓楼医院协办、南京长客非急救转运服务有限公司承办。

资料显示，南京的非急救转运人员都要严格接受市卫计委、120急救中心开展的急救知识和急救技能的学习、培训，并跟随120救护车出车，参加为期半个月以上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实践，并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才能上岗。

一台非院前急救的车辆。摄影：李游

其服务对象除涵盖上海热线涉及的患者外，还包括临床放弃治疗出院回家的患者；有服务需求的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在非医疗机构间往来的卧式接送的人；不属于院前医疗急救的非急救转运服务，如不便患者出院后的复诊、需要就医的普通病症患者等。

南京收费标准也更为详细，对当天17:00前致电预约次日用车的用户，预约价格为市内3公里198元，超出3公里后按每公里6.5元计价，市内转运如不需要担架员则减80元/人，市外转运每公里10元，含路桥费。未预约者则需加收里程转运费总价的30%。

另据患者需求，还可能针对一次性床垫费、上楼搬抬费、吸氧费等辅助项目进行收费。

当年，广东省将非急救患者转运定义为社会化事项，支持成立了两家非急救转运机构从事非急救患者转运业务。

2019年，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医疗保障局也共同印发了《关于开展非急救转运社会化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并出台《青岛市非急救转运服务平台运营管理机构指导标准》。

青岛除了设立“96120”非急救转运服务专线外，还与现有120通讯调度指挥中心并行运行，实现院前急救、非急救转运分开呼叫、分类管理。

另外，知名的北京市“999”也从2020年9月2日起，向北京市民全面启动非急救医疗服务和航空医疗救援等服务，并逐步退出医疗急救服务。

医院的保安，并不驱赶黑救护。摄影：李游

虽然不少城市都在进行积极探索非院前急救，可也有的城市在这个过程中遭到质疑。

2021年2月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点名曝光了山东省日照市卫健委，事情缘起该委在2020年2月6日，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印发<日照市非急救转运社会化服务工作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该通知将具有竞争关系的非急救转运公司指定为全市非急救转运车的平台管理方和运营方，导致原本在日照市某地正常经营的三家非急救转运车公司在涉案文件发布后，不再被当地医疗机构接纳，其正常运营业务停滞。

此举被认定是“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总的来说，我国非院前急救行业已经开始发展，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很多地方仍要依靠黑救护。武汉一黑救护司机说：“只要有人，有病人，这个行当就消失不了。”

（文中姓名均为化名）

总结：以上内容就是对于黑救护车,黑救护车涉及的罪名的详细介绍，文章内容部分转载自互联网，希望对您了解黑救护车有帮助和参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