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布死亡,宣布死亡的朋友圈文案

导读： 2018年5月，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一起民事诉讼。原告是杨菊珍，被告是一个叫杨明的年轻人，他的母亲廖清华和他的哥哥阳萌。 杨菊珍要求廖庆华母子返还之前已经支付的39万元，再额外给她精神损害赔偿。 廖庆华母子认为这一切都是杨菊珍造成的，所以他们不仅不用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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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一起民事诉讼案，起诉人叫作杨菊珍，被起诉人是一个叫杨明的小伙子以及他的母亲廖庆华、哥哥杨雷。

杨菊珍要求廖庆华母子将之前她赔偿的39万交还，并再额外赔偿给她精神损失费。

廖庆华母子却认为，这一切都是杨菊珍造成的，所以自己不仅不用赔，还要杨菊珍赔自己家。

两方在法庭上，争执不休。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对簿公堂。而这一切原因还要从13年前杨明的离奇失踪说起。

13年前的杨明还是一个14岁的少年，那时候杨明因为学习不好。

在父母的安排下进入了杨菊珍以及她的丈夫邱文茂开办的巴中市巴州区电子技术教育学校学习。进入学校后，杨明并没有好好学习。因为他从小就对学习没有兴趣，一心想要独自闯荡。所以杨明一直在寻找离开学校的机会。

不久后，杨明被深圳一家电子厂看中，于是被学校安排进入这家电子厂进行实习，年少的杨明欣喜若狂，他觉得自己离开学校的机会已经到来。

去往深圳电子厂实习后不久，还未成年的杨明却突然离开了电子厂，从此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他的父亲杨青森以及母亲廖庆华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找不到这个失踪的儿子。

无奈下，两人只好一次又一次的来到杨菊珍的电子技术教育学校，希望可以得到杨菊珍的帮助。

但他们又失望了，杨菊珍虽然帮忙寻找，但也没有任何结果。随后，两人又联系巴中市人民法院发布了长达一年的寻人公告，同样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下落不明，且满四年的失踪人口可以被宣告死亡。于是在2011年巴中市人民法院应杨青森廖庆华夫妇的要求，判决宣告了杨明的死亡。

杨明的死亡对于杨青森廖庆华夫妇来说无比沉痛，毕竟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我们传统认知中最大的悲剧。

杨明的死不仅让杨青森廖庆华夫妇承受丧子之痛，而且也对杨菊珍邱文茂夫妇的生活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不仅迫于压力关停了学校，还要承担杨明死亡的全部责任，总共需要赔偿杨明家人392350元人民币。

这对于当时的大部分家庭来说都是一笔巨款，无力偿还的杨菊珍夫妇东拼西凑也没有凑齐这些赔款。

2015年，巴中市人民法院执行法院裁定书，将杨菊珍夫妇名下，正在经营的三个门市拍卖，以拍卖所得赔给杨青森廖庆华夫妇。这让杨菊珍夫妇多年的苦心经营付之东流。

杨菊珍不仅失去了经营多年的门市，还失去了丈夫。在杨明事件的持续纠缠中，杨菊珍的丈夫邱文茂选择离婚，离开了相守多年的结发妻子。

杨菊珍失去了所有，从一个生活富庶的老板娘变成了一贫如洗的普通人，这一切让杨菊珍一夜白了头。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2016年初，失踪了11年的杨明却突然出现，回到家乡，与自己的家人团聚。

听到这个消息的杨菊珍感到十分吃惊，她多方打听，得知杨明是在腊月二十八中午十一点回到家的，而在这之前他已经和父母哥哥通过了电话。

儿子杨明得失而复得让父亲杨青森、母亲廖庆华以及哥哥杨雷都欣喜若狂，父亲杨青森很快带着杨明补办了身份认证信息以及户口信息，沉浸在喜悦中的一家人却没想到命运和他们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

补办完身份信息的杨青森刚带着儿子回到家，心中的喜悦冲昏了他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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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青森的突然离世就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杨明一家人刚刚燃起的喜悦之火，母亲廖庆华、哥哥杨雷还没来得及庆祝杨明的归来，就再度陷入了悲痛中。

就在这个时候，杨明接到了杨菊珍的电话。

杨菊珍希望可以和杨明见个面谈一谈，至少搞清楚杨明失踪这些年的来龙去脉，可令杨菊珍没有想到的是，杨明在电话里的态度非常冷淡，拒绝了杨菊珍的见面邀请。还没等杨菊珍再次说话，杨明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据杨菊珍回忆，杨明在电话里强调：“你不用找我见面，我们家跟你的案子已经有结果了，如果你觉得你能告赢你就去上诉好了。”

谁也没有想到，一次深圳的实习把两个家庭折磨到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到最后要六次闹上法庭的地步。

2016年，杨菊珍将杨明、廖庆华以及杨雷告上了法庭。

杨菊珍认为之前判决的赔偿是建立在“杨明已经死了”这一前提条件下的，而今天事实证明杨明不仅没有死，还回到故乡和家人团聚，所以杨明一家不仅应该退还自己之前的三十九万多元的赔偿款，还应该额外赔偿自己被卖掉的门面的营收损失以及自己这些年的精神损失费。

2017年巴中市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关于杨明失踪被判定为死亡的整个事件追责情况细分为，杨菊珍应该承担百分之三十五的责任，杨明一家人应该承担百分之六十五的责任，最终总计杨明一家人应当赔偿杨菊珍约二十五万元。

双方都对这个判决结果很不满意，纷纷提出了上诉。杨菊珍坚持认为杨明一家人应该在退回本来的赔偿款39万元的基础上进行额外的赔偿，仅仅25万元远远不够弥补她因为杨明失踪被判定死亡一事所承受的巨大损失。

而以杨明的哥哥杨雷为代表的杨明家人认为，他们一家人不需要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因为这件事情的起因就是杨菊珍的电子技术教育学校派遣的不合理校外实习，如果没有这一次实习，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

除此之外，杨雷还强调，这件事不仅对杨菊珍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对他们家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影响。

失散了11年的弟弟，已经和11年前判若两人，小时候聪明乖巧的杨明，回家之后变得暴躁易怒、自私自利，在父亲已经突然离世的情况下动不动就对自己和母亲发脾气，没有人知道这十五年来杨明独自一人生活在繁华而又陌生的深圳都经历了什么，又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暴躁易怒、刚愎自用的样子的。

2018年5月，巴中市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在这次的陈述中，杨雷说起了弟弟告诉他的这些年独自在深圳漂泊的生活。

杨雷说，弟弟到那家深圳的电子厂进行实习的时候还未成年，心智不成熟、三观不健全、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杨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根本就是一家打着实习的幌子，实则雇佣廉价劳动力的公司。

初来乍到的杨明总是因为一些难免的小失误就遭到厂方的毒打，包括杨明在内的几个实习的学生都是一样的待遇，常常被拖欠工资，最多的时候一连三个月不发一分钱工资，不仅如此，工作期间，经常需要加班加到晚上十二点。

因为那时候的杨明还未成年没有身份证，更没有通讯设备，所以无法联系家人。

这样暗无天日的生活过到第三年的时候，杨明以及其他几个实习的学生向厂方提出了辞工，谁知厂方非但不同意他们的辞工请求，反而变本加厉，加大了他们的工作量，忍无可忍的几个人最终一起出逃。

逃出了电子厂的杨明不知何去何从，这时候的他打心底里恨这所电子技术教育学校，更加恨他的家人，因为是他的家人把他安排进这所学校，让他落得这步田地，因此他不愿意联系家人，开始了他长达11年的流浪生活。

在此期间，没有身份证的杨明，被骗进了传销组织。

据杨明描述，在传销组织中的日子有的吃有的住，只是没有任何自由，每天大部分时间，就像在学校上课一样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接受传销组织的洗脑。

在传销组织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好几年，最终杨明从传销窝点逃了出来，一无所有的他只好继续流浪，此时的杨明就像一片随风飘零的浮萍，没有未来、没有方向，即便如此，他心里的恨依然无法抹去，因此他还是坚持不跟家里联系。

直到几年前的时候，杨明遇见了一个热心的同乡，同乡听说了杨明的遭遇后给杨明提供了大量帮助并且一直劝杨明回家，他的家人一定在等他。多方辗转，同乡帮杨明找到了他家人的电话。几番犹豫过后，杨明还是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在经过了紧张激烈的唇枪舌战之后，鉴于这个案件本身的复杂性，法院并未直接宣判，而是希望双方能够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协商解决方案，毕竟从根本上来说，双方都是这次案件的受害者。

沟通协商之初，杨明和杨雷的母亲廖庆华情绪很不稳定，一直处于接近崩溃的状态趴在桌上一言不发，显然，年过半百的廖庆华还没有从丈夫突然去世的阴影中走出来，在协调人员的不断安抚和鼓励下，廖庆华的状态才逐渐恢复正常。

廖庆华表示，家里最多能拿出十二万元左右作为赔偿，再多家里就真的没有了；而杨菊珍坚持认为，至少也要把开始的三十九万元赔偿加上自己门面关停的八万元损失总共四十七万元退还，双方最终还是没有达成一致，只能等待法院的宣判。

可以说，杨明离奇失踪被宣告为死亡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对于两个家庭都造成了十分沉重的打击，但是归根结底，杨青森、廖庆华夫妇对儿子的不关心，随便放任儿子独自前往陌生的深圳实习；

杨菊珍、邱文茂夫妇对于合作公司不够严谨的考察都是酿成这个悲剧的原因。惟愿我们都能从中吸取教训，擦亮双眼，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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